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（以下简称“阁藏本《明史稿》”），共12册，兼含稿本与钞本，有墨、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、题跋。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，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，但始终以善本深藏，未广为人知，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。
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，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《明史稿》以及《明史》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，撮述所见《明史稿》的修撰思想，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。鉴于更多的识见，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，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一、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的来历与已有研究
长期以来，这12册阁藏本《明史稿》，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，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、字体、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，进行了考证和识断。1931年，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《明史稿》至南京，由沙孟海居间，售与宁波人朱鼎煦。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《明史稿》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。同年，柳诒徵撰《明史稿校录》，认为此稿“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，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”。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，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，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；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（第7册），更令柳诒徵坚信：“纵使朱批出万手，其墨笔原稿，必系史馆他人之作，非万氏所为也。”② 也在当年，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，认为“中州某所献《明史稿》，……绝非万氏原本也。”③。
1934年，吴泽为阁藏本《明史稿》撰写题记，从字体的角度，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：“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，字字结撰又不爽，累黍审为真迹无疑。”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《明史稿》8册，“墨迹甚旧”，“朱笔窜改之处甚多”，“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，经季野删润者。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”，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。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，根据《明史稿》“字体含章草意味”，且“万氏早期字学石斋”，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。④
1964年谢国桢在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中认为阁藏本《明史稿》“每卷有'季野’朱文印，文中间有涂改，当为季野手稿，但既未整理，亦残缺不完耳”。⑤ 20年后，谢国桢修正了前说，认为：“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《明史稿》三百十三卷本，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。”对阁藏本《明史稿》，则说因与《明史》卷目颇有不同，“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《横云山人明史稿》的底本。……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《明史》的底本，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，则未敢断定”。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，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“为之总校，并录存已涂去字句，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”。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：“天一阁照来的《明史稿》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，不会假的。……《明史稿》我全看过，其中有万氏亲稿，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，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（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），……他（按，指柳诒徵）对我曾详论，并未全部否认。”⑧ 当年12月，沙孟海专作《万季野明史稿题记》，详述《明史稿》情形：“万季野《明史列传》手稿六册，謄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，……别有謄本一册，首页署徐潮居稿，共计十二册。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，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，……先是，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，……未遽断为万氏书，……余证以《昭代明人尺牍》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，……两处字迹，楷体上大下小，有时偶带草法，……上大下小，则惟万氏有此法。……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。……原稿旧有翁覃溪诗，丁小疋跋，皆伪迹，……别宥斋（按，指朱鼎煦之书斋）重装时悉删去。”⑨
上述诸史学、书学名家对阁藏本《明史稿》是否为万斯同手稿，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，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，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，存有共识；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，异议不多，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。故方祖猷说“（对此稿）诸家评论不一，真伪难定，尚待考证”⑩。
1993年，方祖猷发表《天一阁藏万斯同〈明史稿〉考述》，专文考订阁藏本《明史稿》。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《明史稿》之外，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鸿绪《明史稿》、张廷玉《明史》的同异，提出“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”的看法。[1]
前辈学者的识断，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。建国前，此稿为海内珍藏，能亲见者寥寥，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《明史》稿本或抄本，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，更为不易；所作讨论和识断，便多关注阁藏本《明史稿》是否为万斯同手稿，且所作的判断，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。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，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，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。
二、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形态略析
阁藏本《明史稿》12册，其中6册（一至五、九册）为稿本，余为抄本。大致可分为三类：稿本，如第1至第5册、第9册；誊录稿本，如第7册，明确为徐潮具稿，叶沆录；抄本，抄写人不一，墨色有浓淡之别。然而，12册具有的共同之处，就在于均见有墨笔或朱笔的改动。
各册的删改情形，又可分为四种：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，如第1、5、7、8册；朱笔改动明显多于墨笔的仅见第6、12册；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2、3、4、9册；完全无墨笔删改，仅见朱笔删改的有第10、11册。
阁藏本《明史稿》除了标示“徐潮具稿”的第7册明确非万氏亲笔，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。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，已无异议，墨笔添注笔迹相同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；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1至5、9册撰稿，同出一人，可认为是万氏亲笔。第9册中，书写“周朝瑞”等6人名的目录页，明显非万氏笔迹。第6、8、10册原稿字体相同，不同于前5册，当是书手誊抄，万斯同改定；杂入第10册的麻锦、麻贵等附传，是万氏亲笔。第7册明确署名“徐潮具稿”，且是“叶沆录”，便不牵涉万斯同事，覈其笔迹，与第6、8、10册书手的不同，也有万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。第11、12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，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。
计阁藏本《明史稿》人物传记共406篇，其中正传248篇，附传158篇；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数字。(11)
具体来看，天一阁藏《明史稿》部分撰稿（第1至5、9册）出自万斯同手，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，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，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。
以上说明了阁藏本《明史稿》的基本形态，下文将分析该稿的存在形态，并考察其与见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《明史》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、定本的关系，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。
（一）阁藏本《明史稿》中的墨笔、朱笔略析
阁藏本《明史稿》以墨笔初撰及誊抄，复以墨笔删改，再以朱笔增删、订正。删改的墨笔用意，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的传文；且其字体与第1、2、3、4、5、9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。修订的朱笔，除了订正传文，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为预设的读者，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。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。
不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，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6册中。该册《周世选传》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。(12) 在第16页，朱笔删去了如下的77字：
时倭寇东南，御史行部至海上，世选从，倭报踵至，御史将去之。世选曰：'督抚在远而公幸至，今去，民必恐而逃，有如倭遂登岸，蔓难图也。’御史然之，以兵属世远督而前，俘斩数十百人，获器甲资粮无算。
朱笔于页眉添注：“四十一年后，江南倭警已息，此恐未尝。”同页至次页，传文说：“……条上时政七事，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，工部尚书雷礼，吏部侍郎秦鸣雷，皆极切直。”朱笔添注：“论雷礼见《实录》，余未见。”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“上疏陈时弊四事”的内容，朱笔添注云：“此疏平常，不必入传。”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“条上战守八议”，被朱笔添注“此八议亦平常，不当入传”，同属一类。
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。如第18页说：“世宗末，言官摧抑过甚，人皆以言为讳。穆宗即位，诸臣犹观望如昔。”朱笔添注：“隆庆初，言路大开，不得言'观望如昔’。”从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，是认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、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，存在不确切、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。
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，以致割裂史实，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。例如第6册的《王廷瞻传》，朱笔删去第28页的7～10行，并反问撰者说：“此与下记'光湖’只一事，何故分为二？”(13)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